哈佛历史学家Jill Lepore在TechCrunch的Equity播客上说了一句挺重的话：硅谷的很多领袖是一群“误读科幻小说的坏读者”，他们正在把私营公司变成事实上的政府。这不是危言耸听的比喻，而是她新书《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rtificial State》的核心论点——书将于2026年8月25日由Liveright/W.W. Norton出版。Lepore把这种趋势叫作“人造国家”：算法、公司和机器逐渐接手了本该由民主制度承担的职能，而这个过程“没有人投票同意过”。
她点名Elon Musk：“他喜欢的那些东西，恰恰完全否定和背离了他自己的政治信念。”这句话的分量不在八卦，而在于揭穿了一种普遍的硅谷姿态——把反乌托邦科幻当成治理蓝图，却丢掉了原作里最核心的警告：机器统治的故事从来不是说明书，是墓志铭。
从苹果1984广告到AI宪法，这条线拉了一百年
Lepore不是第一次讲这个故事的开头。她把“人造国家”的起点往前推到20世纪20年代的技治主义运动，再到二战期间的行为预测和数据公司Simulmatics的选举实验，一路延伸到今天的社交媒体算法和AI治理构想。这条脉络里，每一次“技术让治理更高效”的许诺，最后都变成了权力转移的事实。
采访里她给了两个具体的岔路口。一个是1996年《电信法》——她认为这更像是政治时机造成的失误，而不是阴谋，深受Newt Gingrich“美国契约”氛围影响，此后很难被重新讨论。另一个是1984年苹果为Mac打的那条超级碗广告，把大型机描绘成极权主义、把个人电脑塑造成自由的斧头。“我不信苹果内部真有人相信个人电脑能解放个人，”她说，“那只是一件很酷的工具。”
但这条广告的叙事逻辑，四十多年后被原样继承了。2016年Facebook在争议声中设立了监督委员会（业内称之为“Facebook最高法院”）；2026年初Anthropic雇了一位道德哲学家为Claude撰写“宪法”；再往后，Sam Altman在Joe Rogan的节目上被问及AI总统时，回答是“那会是个好主意”。Lepore说这些例子看着有点荒诞，却是同一个剧本的延续版本——硅谷公司越来越多地披上国家的外衣，行使民主制度的功能，只是这批领袖没有成熟的政治哲学，更像是把那条1984广告当真了的卡通版本，而且演得极其认真。
Twitter的教训：数据驱动政治,喂大的是民粹而不是民主
Lepore讲了一个更细的案例来拆穿“技术天然带来更好民主”这个假设：Twitter。它诞生时从没自称要拯救人类文明，早期用户玩的是“我今天吃了什么”，真正把它变成“口袋里的市政厅”的，是政客自己——他们发现平台能放大声量、绕开传统媒体、接触年轻选民。2012年Twitter出了一本《Politics and Elections Handbook》，专门教政客怎么用平台。但那时候真实的用户结构完全撑不起“数字民主广场”的叙事：五分之一的美国人曾拥有Twitter账号，其中大多数从不使用，超过九成关于政治的推文来自不到一成的活跃用户。政客靠这个渠道判断民意，其实是在被最极端、最政治狂热的一小群人反复投喂。
这正是Lepore整本书更大论证的落点：数据驱动的政治参与，看着像是让民主更精准，实际效果却是不断放大最极化的声音——她认为这套机制反而是滋生反动民粹主义的温床，而不是抵御它的疫苗。换句话说，民粹不是外部闯入者，是“人造国家”自己养出来的产物。
她没说的部分：生态代价与谁该负责
采访片段只覆盖了Lepore论证的前半段——科幻史和互联网自由派的起源。她全书更完整的骨架里还有一块常被忽略的成本：数据中心耗电、耗水，稀土开采和土地破坏，她把这些写成核心的政治议题，而不是工程细节的脚注。这一点值得国内读者留意，因为国内关于AI基础设施的讨论，多数还停留在算力和电价，很少把生态账单算进治理责任里。
- 结论.Lepore反复强调她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人造国家”是制度、所有权和一连串具体决策堆出来的,不是技术自己长出来的,这意味着它同样可以被立法、监管或商业模式的改变拆解。
- 风险.这场采访目前只能看到Lepore一方的历史学视角,原文没有给出Musk、Balaji Srinivasan或其他被点名的科技人物的正面回应,读者判断时需要留出这块空白。
Malaysia前不久关停Balaji Srinivasan倡导的Network School项目，算是这场“去国家化”实验第一次撞上现实的国家机器。这个案例比科幻小说更能说明问题：当私营公司或个人真的尝试绕开主权国家自建治理单元，最先出手管它的，往往还是那个被认为已经过时的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