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山针对前沿人工智能的监管博弈正在越过技术红线，直接滑向刑法腹地。2026年9月23日，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与众议员格雷格·卡萨尔（Greg Casar）正式公布《禁止人工超级智能法案》（Ban Artificial Superintelligence Act），提出全面永久封杀所谓的超级人工智能（Superintelligence），并针对违规研发的主导者处以最高20年监禁。
这并非一次常规的行业听证或行业披露倡议。该提案不仅计划设立全新的内阁级联邦机构“人工智能部”（Depart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更将训练算力达到或超过 10²⁵次操作（operations）的前沿模型研发直接列入开发暂缓期（temporary pause），直至新监管机构出台许可规则。当监管视角从加州和欧盟的“带义务研发”骤然跳跃至“触碰阈值即定重罪”，这场立法动议展现出的不是政策渐进，而是一场试图用极刑震慑硬生生截断技术演进的政治冒险。
桑德斯祭出两阶段刑责：以核武标准套向算法代码
根据桑德斯与卡萨尔公布的法案内容，这一立法提案在监管结构上设计了两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针对高级人工智能（Advanced AI）。凡是训练算力消耗达到或突破 10²⁵次操作 的前沿大模型，必须立即暂停开发。开发活动若想恢复，前提是等待新设立的人工智能部成立并建立起一整套安全评估规则，AI公司必须取得前置许可才能继续训练。该部门不仅拥有前沿系统的准入审查权，甚至被赋予监督危险功能剥离、监督销毁违规系统的行政权力。
第二道防线则是针对所谓的超级智能（Artificial Superintelligence）施加永久禁令。法案摘要将这一对象界定为在广泛认知任务上超越人类，或者具备策划并实施剥夺人类权力、破坏推翻美国政府能力的系统。对于任何试图绕过审批或私自研发超级智能的个人，不论是科技巨头管理层还是独立研发人员，提案设立了最高20年监禁的刑罚。法案材料直言，该处罚标准参照了非法制造核武器的联邦量刑等级；而对于涉案实体，提案甚至提出要施加吊销运营资格的“企业死刑”。
监管者试图用管制裂变材料的刑具，去禁锢一段本质上只是统计概率的计算过程。
这一极限制裁的逻辑起点，在于桑德斯将技术失控视为一种不可逆的存在性风险（X-risk）。在提出该法案前，桑德斯就曾试图推进冻结AI数据中心建设的立法（AI Data Center Moratorium Act），试图从电力与物理基建端勒住产业缰绳。如今，战线直接推进到了模型研发层本身。
从加州合规到国会极刑：治理范式的有罪推定断层
如果横向审视过去两年的全球AI监管脉络，桑德斯的法案几乎颠覆了现存的所有制度共识。
全球此前形成的典型治理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EU AI Act），其通用大模型规则已于2025年8月2日生效、2026年8月2日开启全面执行。欧盟的核心逻辑是依据应用场景与系统能力施加分级合规义务，属于典型的在安全框架下允许研发。另一条路径是美国地方层面的试验，加州曾试图通过设立关停机制和责任追溯的SB 1047法案，但在硅谷强烈反弹下，加州州长于2024年9月29日正式予以否决，后续退守至范围极其有限的SB 53信披法案。
桑德斯法案彻底斩断了这种在安全义务下允许研发的默契。它所奉行的是彻底的有罪推定：任何越过算力红线的前沿模型，在获得新官僚机构的特批文书之前，一律被认定为具有不可接受的系统性风险，必须就地封冻。
但这种自上而下的重刑威慑，在法律和工程实践中立即遭遇了剧烈的认知冲突。支持阵营与反对阵营的切分，并没有简单地落在科技巨头与华盛顿政客之间，而是在硅谷一线科研人员和法学界内部产生了罕见的裂变：
- 一线研究者的安全焦虑.来自OpenAI的安全研究员Juan Felipe Cerón Uribe和Google DeepMind工程师Swante Scholz（以个人身份声明不代表雇主）对该法案表达了公开支持，反映出头部实验室内部部分工程师对模型迭代失控、对齐能力滞后的现实恐惧。
- 改良学者的操作性驳斥.著名AI学者Gary Marcus虽然支持适度暂停模型扩张、认同建立专业AI机构，但他直言批评针对超级智能的单方面永久禁令在工程上根本无法执行，因为在动态研发过程中，所谓超级能力的边界无法被精确切割。
- 头部商业机构的静默回避.OpenAI与Anthropic虽然在公开发言中频频呼吁强化安全标准或建立放缓机制，但并未对桑德斯这项带有严酷刑责的永久封杀法案进行任何背书，产业资本无法接受前沿探索被扣上刑事重罪的枷锁。
- 法律层面的违宪抗辩.民间倡导组织AI Ethics Network指出，将具备推翻政府或剥夺人类权力能力等充满科幻色彩的描述写入刑事法案，严重违反了美国刑法中禁止模糊（Void for Vagueness）的正当程序原则。研发人员在敲击代码时根本无法预判自己的算力投入是否会触发20年刑期，这种模糊定义必将给开源学术社区带来巨大的寒蝉效应。
政治象征的喧嚣之下：缺乏编号的纸面防线
- 风险.将未经科学界统一定义的超级智能直接刑事化，并不会真正扼杀不可预测的模型失控，反而会率先瓦解正常的前沿探索与合规研发投入。
回到立法现实层面，读者单看最高判刑20年的耸动表述，极易误判监管收网的速度。该提案目前仅为两位议员联手公布的立法动议，尚未在国会立法数据库（Congress.gov）中生成正式法案编号，更谈不上跨党派共识与参众两院的委员会听证流程。
前沿科技立法的真正命门，从来不是口号的严酷程度，而是技术标准的防规避能力与执法主体的可行性。在工程端，依靠算法架构优化、合成数据训练以及分布式推理，未来前沿模型未必要死板地堆叠到10²⁵次操作的集中算力门槛；在制度端，白宫政策层与科技游说势力也不可能轻易让渡权力，去凭空催生一个拥有系统销毁权的全新人工智能部。
桑德斯法案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这套最高20年监禁的刑律能否在短期内变成现实法律，而在于它揭开了前沿技术治理中最极端的一种可能性：当技术黑箱不断加深、存在性风险的辩论蔓延至选民层面，监管者对科技精英的信任赤字已经累积到了顶点。
- 建议.前沿开发者与模型投资机构当前无需为虚构的刑事审判过度恐慌，但必须意识到安全对齐已不再是公关辞令，一旦跨党派政治情绪在算力红线上达成哪怕局部的立法妥协，自由训练模型的黄金时代就将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