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Verge在2026年7月刊发对供应链软件公司Altana联合创始人兼CEO Evan Smith的访谈。Smith根据Altana掌握的贸易网络数据判断,美国加征关税后,中国对美直接出口有所下降,但美国并未因此摆脱中国供应链,制造业岗位也没有出现政策承诺中的回流。

这件事真正说明的是:关税擅长改变货物从哪里报关、企业为进口支付多少成本,却不擅长创造工厂岗位。即使部分产能回到美国,新工厂也更可能增加自动化设备,而不是恢复上世纪那种劳动密集型装配线。

美国关税重排了路线,没有切断中国投入

Altana为政府、进口商和全球十大物流商中的八家提供供应链管理软件。其平台追踪商品、零部件和供应商之间的多层关系,因此看到的不只是“出口国”一栏,还包括货物进入美国前经过了哪些国家和加工环节。

Smith称,关税实施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下降,美国从越南、墨西哥、加拿大和马来西亚等地的进口则相应增加。Altana观察到,这些第三国供应链中仍有不少投入来自中国。

这不等于所有货物都在非法规避关税。现实中至少存在三种不同情况:成品转运、在第三国完成部分加工,以及企业真正迁移部分产能。三者在原产地认定、关税责任和产业意义上差别很大,不能混为一谈。

但从政策结果看,直接进口下降也不能自动解释为“对华依赖下降”。如果核心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仍来自中国,美国企业只是增加了一段运输、加工或申报流程,供应链依赖并没有消失,成本却已经进入采购价。

这也是普遍关税最容易被高估的地方。它能迫使企业换路线、换报关方式,甚至调整一级供应商,却未必能在短期内补齐本土缺少的配套工厂、熟练工人和上游材料。

PMI回到50以上,不代表制造业岗位回来了

Smith在访谈中给出的另一组现象更关键:关税冲击后,美国制造业PMI一度下降,最近五六个月重新回到50以上;同期制造业岗位仍在净减少。

PMI是扩散指数。高于50通常表示受访企业的经营活动较上月更偏向扩张,不能直接等同于制造业总产出达到新高,更不能证明就业开始回流。产出、订单和招聘是不同指标。

这组背离至少支持一个审慎判断:美国制造业可能在适应关税后的供应链环境中恢复扩张,但新增产能并没有按相同比例转化为岗位。Smith将原因指向工业自动化,这一解释符合新建工厂追求效率和稳定性的现实,不过访谈没有提供足以证明因果关系的独立数据。

工厂回到美国,也不等于旧岗位原样回来。企业若要承受更高的工资、土地和合规成本,通常会把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和软件系统一起写进投资方案。回流的可能是产值、设备和少量高技能岗位,未必是大批装配岗位。

对正在美国设厂或调整采购的企业,这意味着决策不能停留在“关税会不会继续”。采购团队需要追到二级、三级供应商,核对原产地和中国投入占比;工厂负责人则要把自动化投资、能源、用工和关税成本放在同一张回报表里。仅凭税率保护追加产能,政策一旦调整,项目可能立即失去价格优势。

进口商和物流企业承担的是另一笔账。贸易路径越复杂,报关、原产地证明、合规审查和潜在补税成本越高。Altana收购海关自动化平台Cervo AI,正是看中了这类需求。软件可以压低填表和审核成本,却无法消除关税本身。

无人机产业表明,订单与资本比单独加税更有效

访谈中的无人机产业提供了一个有用对照。Smith称,中国企业控制着自主系统大量关键部件的供应,美国公司即使在本土完成整机组装,也可能继续依赖中国零部件。

美国在这一领域采取的政策组合比普遍关税更完整:限制部分中国部件进入,政府采购创造明确需求,再用定向投资和资金支持本土供应商。其效果仍需长期数据检验,但至少比单纯提高进口价格多解决了一个问题,即本土企业建厂后由谁下单。

政策路径直接作用主要限制
普遍加征关税抬高进口成本,推动企业更换贸易路线上游依赖可能经第三国延续,成本转嫁给制造商和进口商
部件限制、政府采购与定向投资同时限制外部供给,并为本土产能提供订单财政成本更高,也涉及政府选择技术路线和企业的风险
企业追加自动化缓解美国本土成本和用工压力产出可能增加,就业增幅却有限

“徒法不足以自行。”关税只是边境价格工具,无法替代供应商培育、长期采购、基础设施和技术工人训练。无人机案例的意义也不在于证明产业政策已经成功,而在于说明制造业回流需要供给限制与真实需求同时出现。

接下来最该观察的不是中国对美直接出口是否继续下降,而是三项更硬的指标:关键零部件的原产地是否改变,美国本土资本开支是否形成稳定产能,以及制造业新增岗位集中在生产线、设备维护还是工程软件环节。

投资人和行业从业者据此评估预算时,也应把“制造业回流”和“制造业就业回流”拆开。前者可能利好自动化、供应链追踪和报关软件;后者能否发生,还要看新工厂究竟需要多少人,以及政府订单能持续多久。现阶段,Smith的结论主要来自Altana数据和宏观指标解读,尚不能视为官方确认的因果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