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家造飞机的公司发现机舱门容易在半空中脱落，它的第一反应绝不是打电话给竞争对手商量同时减慢客机飞行速度。但在人工智能产业，这种荒诞的剧情正在公开上演。
2026年9月，拜登政府前司法部反垄断局局长乔纳森·坎特（Jonathan Kanter）在播客访谈中点破了眼下科技界最诡异的公关戏码：Anthropic与OpenAI等大模型领头羊正在以防范灾难为由，要求华盛顿给予反垄断豁免，允许它们在安全名义下串通研发节奏。坎特对此直接驳斥，指出现有反托拉斯法根本没有限制任何正常的安全技术共享，所谓需要豁免才能做安全完全是个伪命题。
灭绝叙事与高管出走潮
大厂索要豁免特权的筹码，是不断被推高的末日恐怖氛围。
2026年9月8日，曾先后在OpenAI与Anthropic任职的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Jacob Coxon）宣布辞职，公开指责两家公司在开发自我改进超级智能上陷入疯狂军备竞赛。紧接着，Anthropic安全团队成员乔·本顿（Joe Benton）与Google DeepMind AGI安全团队研究员乔希·恩格斯（Josh Engels）也相继离职并加入独立评估机构METR，前DeepMind研究员比拉尔·楚赫泰（Bilal Chughtai）同样出走发声。
Anthropic对齐负责人埃文·休宾格（Evan Hubinger）与离职的考克森甚至公开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吓人数字：未来十年内AI导致人类灭绝概率超过10%。然而，2026年发布的《国际AI安全报告》虽然指出前沿模型存在早期风险能力，却明确认定当前模型并不具备失控能力，将灾难发生的时间与概率定性为极具不确定性。一边是学界报告的审慎，另一边则是企业研究员带着惊悚口径密集离职，这种认知落差迅速转化为华盛顿的游说弹药。
穿透词藻的卡特尔阳谋
在末日言论的掩护下，企业递向立法机构的法案提案显得目标明确。
2026年4月8日，OpenAI发布《智能时代的产业政策》，随后在6月9日进行更新，正式提议建立狭义信息共享规则与法律安全港，以在联合评估时不触犯反垄断法。6月8日，OpenAI进一步在战略规划中提议建立国际协调机制，在安全与社会韧性滞后时协同放缓前沿研发。紧随其后的Anthropic在同月发布的《高级AI框架》里更为直白，明确针对CBRN（化生核放）威胁、越狱防御与模型蒸馏防御设立豁免条款与法定安全港。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甚至公开提倡所谓控制前沿节奏框架，呼吁政府调解并给予狭义豁免，将前沿推进速度整体推迟1至2年。值得澄清的是，虽然Google DeepMind在同年的安全框架中提倡统一评估，但在公开渠道中从未像Anthropic与OpenAI那样直接索取豁免权。
这些诉求迅速在国会引发回响。2026年7月13日，美国参议院引入跨党派提案，拟为共享AI安全信息的企业提供有限反垄断抗辩，要求向司法部长报备，同时申明不保护价格操纵或联合抵制。
但坎特给出了完全不同的法理解读。依据《谢尔曼法》确立的百年竞争法理，竞争对手聚在一起商量推迟新产品上市、限制产出速率，就是教科书式的横向限制产出卡特尔。汽车起火要找汽车制造缺陷，飞机掉门要修飞机生产线，没有任何工业企业可以借口安全不过关，而要求法律允许自己与对手串通限速。
现有法律从未禁止合谋抓贼，它禁止的是以抓贼为借口，大家商量好明天都不开门做生意。
企业真正在意的或许不是全人类的生死，而是各自的财务报表。前沿大模型算力消耗巨大，商业变现周期漫长，几家头部企业正面临着上市前的严苛估值检验。谁先停止堆算力谁就丢掉领跑光环，硬着头皮烧钱又难以持续。在这一背景下，一纸反垄断豁免既能让所有领跑者名正言顺地统一步调、压缩成本，又能借安全标准的名义，将研发节奏锁死在现有先发梯队手里。
宿敌联手与规制俘获
正因嗅到了这种变相寻租的味道，华盛顿政坛出现了一幕罕见的政治奇观：激进派监管者与坚定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站到了同一战壕。
拜登政府时期的两大反垄断旗手乔纳森·坎特与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Lina Khan），对这种规避竞争的行径持严厉否定态度。而身处共和党阵营、曾任特朗普AI事务顾问的科技投资人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同样在公开场合转发并赞同莉娜·汗的立场。
这对政治宿敌的利益诉求完全不同，但结论却精准重合。坎特与汗防范的是超级资本借助特权固化市场垄断，阻碍中小开发者生存；萨克斯等反规制派则死死盯着地缘竞争，认定一旦美国头部企业通过卡特尔放缓研发，不仅会扼杀硅谷创新的生命力，更会直接将前沿AI的话语权拱手让给快速迭代的中国开源模型。
- 风险.若大厂主导的安全标准被立法固化为唯一通行证，廉价的开源权重模型与初创公司将被直接挡在高昂的合规审查门外。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二十年前，科技公司借助《通信规范法》第230条的责任豁免，换取了野蛮生长的免死金牌；二十年后，当大模型面临真实的产品侵权责任、数据抓取诉讼与高昂估值重压时，领头羊们再度故技重施，试图将自身塑造成背负拯救世界命运的殉道者。
把产品做安全从来都是企业的内生责任，而不是拿来与司法体系做交易的筹码。如果一个大模型确实可能协助制造危险，企业该做的是停止发布并重写架构，而不是拉上竞争对手一起向政府索要垄断特许状。
- 结论.真正的技术安全从来是在激烈的合规与产品问责中打磨出来的，绝不是靠几家领跑巨头关起门来达成秘密限速协议。华盛顿对豁免诉求的跨党派反制，证明监管体系终于看穿了大模型产业最深层的那道幻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