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骂一边用：Z 世代正在重新审判 AI

过去两年，AI 公司最喜欢讲的故事之一，就是“年轻人天生拥抱 AI”。他们出生在互联网里，长在智能手机上，理应比上一代更自然地接受 ChatGPT、Copilot、Gemini 这类工具。可现实正在变得复杂得多。

盖洛普本周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美国 14 岁到 29 岁的近 1600 名受访者里，Z 世代对 AI 的态度明显降温：表示“有希望”的比例从去年的 27% 降到 18%；表示“兴奋”的比例从 36% 降到 22%。与此同时，“愤怒”情绪从 22% 升到了 31%，而“焦虑”则维持在约四成的高位。

这个结果很有意思。它说明 Z 世代并不是突然变成了“反技术青年”，而是终于从最初那种“哇，好神奇”的阶段，走进了“这东西到底会不会坑我”的第二阶段。AI 在他们眼里，不再只是一个会写文案、改简历、做作业的聪明助手，也开始像一个会抢饭碗、削弱学习能力、改变规则的系统变量。

热情退潮后，真实情绪浮出水面

每一轮技术浪潮都会经历一个类似过程。智能手机刚流行时，人们先惊叹它无所不能，后来才慢慢开始讨论沉迷、隐私和注意力；社交媒体一开始被视为连接世界的工具，后来却变成关于算法操控、焦虑文化和信息茧房的长期争议。AI 现在也正在经历同样的“去滤镜”时刻。

Z 世代的变化尤其有代表性，因为他们不是站在远处看 AI 的人，而是最早被 AI 真正包围的一代。在校园里，老师还没想明白该不该让学生用生成式 AI，学生已经在拿它润色论文、整理笔记、生成提纲；在职场里，公司一边要求员工提升效率，一边又把“AI 素养”写进招聘条件。年轻人不是在讨论 AI 会不会来，而是在适应 AI 已经坐到旁边这个事实。

也正因为离得太近，他们看见的问题也更具体。报告里一个很扎眼的数据是：近一半 Z 世代职场人认为，在工作中使用 AI 的风险已经大于收益，这比去年多了 11 个百分点。可另一边，又有 56% 的人承认 AI 确实能让工作完成得更快。

这种矛盾其实很真实。AI 像一辆很快的电动车，你知道它省力，也知道它有点刹车偏软。问题不是坐不坐，而是你明知不完全放心，还是得骑。

他们不是拒绝 AI，而是发现了“效率的代价”

这份调查里，我最在意的不是“愤怒”上升，而是另一项几乎带着教育警报意味的数据：八成 Z 世代认为，使用 AI 更快地完成工作，会让未来的学习变得更难。

这句话说得很朴素，但几乎戳中了生成式 AI 时代最核心的焦虑。AI 最大的诱惑，不是替你做错事，而是替你跳过那些原本痛苦但必要的过程。写一篇文章最难的，也许不是敲字，而是从零开始组织观点；做一道题最有价值的，也许不是答案，而是卡住、推演、修正的过程。AI 恰恰擅长把这些中间环节抹平，让人迅速抵达一个“看起来不错”的结果。

对学生来说，这尤其危险。因为学校教育本质上不是生产结果，而是训练能力。一个人如果长期依赖 AI 帮自己总结、起草、解释，短期会觉得轻松，长期却可能失去独立思考的肌肉。就像导航用久了，有些人真的会丧失认路能力；自动补全写多了，句子越来越顺，但脑子未必越来越清楚。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高校这两年面对 AI 时如此纠结。一部分学校试图严防死守，把它当作作弊工具；另一部分学校则开始接受现实，改成“允许使用，但必须标注和说明”。艺术院校、写作课程、编程教学甚至基础教育，都在重新定义：什么算原创，什么算辅助，什么又算把学习外包给机器。

说到底，Z 世代不是不知道 AI 有用，他们恰恰太知道它好用了，所以才更害怕自己会被这种便利反过来塑形。

更深层的不安，来自就业市场和信任危机

如果只把这份调查理解为“年轻人担心学习退化”，那还不够。更深一层的情绪，其实来自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一个本来就不轻松的就业市场，正在遇上一个越来越擅长替代白领基础工作的 AI。

过去几年，美国科技行业大裁员不断，媒体、客服、初级程序开发、内容运营、行政支持这些岗位，都受到自动化和 AI 工具的明显冲击。对于刚毕业或即将毕业的年轻人来说，AI 不是一个遥远的行业新闻，而是直接影响自己履历价值的变量。过去大家都说“年轻人要会用工具”，现在问题变成了：当人人都会用同样的 AI 工具时，你的差异化还剩下什么？

更残酷的是，很多最容易被 AI“先吃掉一口”的，恰恰是初级岗位。企业当然不会公开说“我们不用应届生了，因为 AI 更便宜”，但现实中的岗位压缩、门槛抬高、对经验和复合能力的更高要求，年轻人是能感受到的。你很难要求一个刚进入社会的人，对一项可能削弱其议价能力的技术，保持纯粹乐观。

另一层信任危机则指向 AI 公司本身。过去一年多，公众对生成式 AI 的不信任并没有下降，反而随着版权争议、幻觉问题、隐私顾虑和深度伪造内容扩散而持续累积。年轻人也许会用 ChatGPT 写邮件、用 AI 搜索资料，但这不等于他们真心相信这些公司会把规则制定得公平、透明、可控。

这是一种很现代的关系：你每天都在使用一个系统，但你并不信任它，也不信任建造它的人。

“增长放缓”比“继续增长”更值得行业警惕

报告还有个细节，可能比情绪变化更让 AI 行业在意。盖洛普称，Z 世代对 AI 的使用仍在增长，但“增长几乎爬行”。现在有略多于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至少每周使用一次 AI，比去年的 47% 只高了 4 个百分点。

这说明什么？说明生成式 AI 可能已经告别最轻松的用户扩张阶段。最早一批用户是被新鲜感吸引进来的，他们会主动尝鲜、主动分享、主动传播；但当 AI 真正进入大众生活后，增长逻辑就不再只是“更聪明”，而是“更可信、更省心、更不会带来副作用”。

这对 OpenAI、Google、微软、Anthropic 这些公司都是一道现实考题。行业过去习惯用模型参数、推理速度、多模态能力来定义进步，可对普通用户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更关键的问题是：它会不会让我偷懒成瘾？会不会把错误说得像真理？会不会改变招聘和教育规则，却没人为后果负责？

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回答，AI 的用户规模可能仍然增长，但情绪资本会继续透支。一个技术可以被高频使用，却不被真正喜欢；可以成为基础设施，却始终带着怨气。这并不是理想的成熟路径。

某种程度上，Z 世代现在对 AI 的态度，比早期狂热更成熟，也更诚实。他们没有像一些评论里那样“彻底反 AI”，也没有像产品发布会那样对一切新功能报以掌声。他们只是开始算账：效率换来了什么，能力失去了什么，便利背后谁在获利，代价又由谁承担。

这份“爱恨交加”恰恰说明，AI 已经不再是一个玩具，而是一种制度性力量。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年轻人喜不喜欢它，而是当 AI 成为默认选项之后，我们有没有给他们留下“不靠它也能成长”的空间。

如果没有，那他们今天对 AI 的愤怒，恐怕还只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