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公司的竞争正在从模型、芯片和融资,延伸到华盛顿的政策桌面。根据美国参议院游说披露数据库及 OpenSecrets 汇总的完整年度记录,OpenAI、Anthropic 和 Cohere 在 2024 年合计投入约 324 万美元用于联邦游说,高于 2023 年的约 61 万美元,同比增长约 431%。

这是按三家公司公开申报金额计算的可比样本,并非“全体AI行业”的统一总额。原始报道页面标注的 2026 年 7 月 27 日尚无法验证,且正文受付费墙限制,因此不能据此推导公司排名或更大的行业总数。能够确认的是,几家头部AI公司的支出均已升至自身历史高位。它说明规则制定权开始成为竞争资源,但远未说明企业已经赢得监管。

OpenAI等公司刷新自身纪录,监管竞争走到前台

2024 年,OpenAI 的联邦游说支出约为 176 万美元,2023 年约为 26 万美元。Anthropic 从约 28 万美元增至约 125 万美元;加拿大AI公司 Cohere 则从约 7 万美元增至约 23 万美元。相关数字来自依法提交的《游说披露法》备案记录,并由 OpenSecrets 汇总。

公司2023年联邦游说支出2024年联邦游说支出变化
OpenAI约26万美元约176万美元增长约577%
Anthropic约28万美元约125万美元增长约346%
Cohere约7万美元约23万美元增长约229%
三家公司合计约61万美元约324万美元增长约431%

这些钱买不到一纸监管豁免。它们更直接的用途,是让公司参与国会办公室、行政部门和行业协会的政策讨论,在法案和行政规则落笔前解释自身立场。

议题已经十分具体。模型安全要求可能决定企业是否需要提交测试报告;版权规则关系到训练数据能否继续使用;芯片和模型出口管制会影响海外市场;联邦政府与各州的监管权限,则决定企业要面对一套规则,还是数十套不同标准。

2025 年的州级AI监管暂停案提供了一个现实参照。美国国会一度讨论限制各州在十年内执行部分AI监管措施,但参议院在 7 月 1 日以 99 比 1 的表决结果删除相关条款。这个结果说明,即便企业有动力推动全国统一规则,国会程序、州权争议和两党政治仍会限制其影响力。

真正影响商业决策的,是安全、版权与州级规则怎么落地

游说支出上升容易制造一种错觉:钱投得越多,监管就越可能放松。现实没有这么直线。

AI公司的诉求并不完全一致。拥有大型基础模型和充足法务预算的企业,可能接受较高的测试、备案和安全评估门槛,因为这些成本也会抬高后来者的进入难度。小型模型公司和应用创业团队更担心固定合规成本:一套评估流程对 OpenAI 可能只是新增一个工作组,对十几人的创业公司却可能推迟产品上线。

版权问题同样如此。OpenAI 在 2025 年提交给美国政府的 AI Action Plan 建议中,主张保留使用受版权保护材料训练模型的空间,并将其与美国AI竞争力联系起来。版权所有者、媒体机构和创作者并不接受这种单方面解释。政策制定者最终如何划定合理使用边界,将直接影响模型训练成本和诉讼风险。

企业客户也会被传导影响。如果规则要求披露训练数据来源、模型评测结果或高风险用途,采购部门就会增加供应商审查;如果各州分别制定标准,全国经营的金融、医疗和零售企业可能需要准备多套合同与部署方案。预算不会只花在模型调用上,还要留给法律评估、数据治理和持续审计。

两类读者需要提前动作:

  • AI企业管理层与合规负责人.把政策跟踪放进产品排期,而不是等法案生效后补材料。模型上线前应明确数据来源、评测记录和高风险使用边界,并测算不同州规则并存时的成本。
  • 企业采购与投资决策者.不要只比较模型价格和榜单成绩。合同应写明数据责任、监管变化后的整改义务及退出安排;对依赖单一合规解释的供应商,预算和估值都应保留折价。

监管仍在成形,最昂贵的未必是一条严厉规则,而是规则迟迟不定。企业不知道半年后是否要重做评测、改合同或暂停某个功能,就会延后采购,也会要求供应商承担更多责任。

与Meta相比,AI公司的政策影响力仍处于早期

把AI公司的支出放进整个科技行业,量级差距依然明显。OpenSecrets 记录显示,Meta 在 2024 年的联邦游说支出约为 2440 万美元。OpenAI、Anthropic 和 Cohere 三家公司合计约为其 13%。

传统科技巨头拥有常设政府事务团队,也经历过隐私、反垄断、内容治理和儿童保护等多轮政策交锋。AI公司近两年才快速扩充华盛顿团队。前者已经熟悉委员会、人事任命和行政规则的长期运作,后者更多是在监管窗口关闭前补齐能力。

对照维度头部AI公司传统科技巨头
2024年支出量级三家公司合计约324万美元Meta约2440万美元
主要政策压力模型安全、训练版权、出口管制、州级AI法反垄断、隐私、广告、内容治理及AI
现实约束团队较新,议题集中,行业立场未统一组织成熟,但面临更多历史包袱和监管审查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统计边界。美国的游说披露只覆盖达到法定条件并依法申报的活动,不包括全部政策投入。企业高管与官员的部分接触、智库资助、行业联盟、公共关系活动、州级游说和基层动员,可能采用不同披露制度,甚至不会出现在联邦游说数字中。

因此,324 万美元能说明支出趋势,却不能完整衡量影响力。正所谓“听其言,观其行”。接下来更有判断价值的,不是哪家公司又多花了几十万美元,而是模型安全标准由谁起草、版权责任如何分配,以及联邦政府能否压住日益分散的州级规则。